第二，乌木不能被认为属于其他自然资源，不能根据《宪法》第9条第1款或《物权法》第48条而被认为归属于国家所有。

五、法官太少？ 案多人少及其反映的法院负担沉重，不只是由案件量的绝对增多造成的，必须考虑到案件审判的实际负荷、法院内部的结构性原因，以及在案件增加型负担之外的功能增加型负担等诸多因素。实践中有些法院干脆免收，因为如此之低的收费还不及行政成本，免收理由却也常常冠以司法为民。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地方的经费保障方式依然如旧。三、便民措施的采用？ 诸多司法便民措施的采用，降低了诉讼成本，常被视为案件增加的重要原因。[5][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尤陈俊：‘案多人少的应对之道：清代、民国与当代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对于我国而言，这样的警示并不为时过早：罔顾公民精神而兴好讼之风，并非权利的本意。

(30)肖扬：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2002年7月22日《人民法院报》。尽管存在诸多此类情况，司法便民政策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政党法规定政党义务，其根本价值除了使政党与其他主体平等地受义务约束外，还有强制禁绝政党一切不利于民主的行为。

〔8〕笔者主张我国政党的四类行为由政党法治理。相反，实体规范若有程序规范伴随，则表明立法机关实施实体规范的坚定态度，迫使政党不得不行使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一）基本架构：选举法 + 议决规则 就提名而言，选举法能否真正融入政党法取决于前者能否解决一个问题：能否深入政党内部，直接调整其党组织及领导人、党员、被提名人三方的提名关系，直接规定政党内部的提名程序。这一长串的规定无疑大大丰富了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思的形成 的内涵，即政党功能，借此丰富并明晰了政党的权利。

国内关于我国政党法的论著缺乏它国法治经验意识，故本文采用全球化视角探究这一问题。那么，总的领导权对整个共和国而言，是否仍然为必须遵守的呢？我们没有看到列宁否认这一点，再结合苏共的领导实践，似可推论：苏共总的领导权仍为命令性质。

〔 6 〕例如，《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规定：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参见《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http://www. mj.org.cn/mjgk/node_579.htm，2015 年 12 月 25 日访问。相对于中共的领导党属性而言，其他政党的特点为与领导党合作，〔6〕故可以称其为合作党。当然，法律还用另一种方式，更为直截了当地规制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即对议会多数党的行为予以规范。只有获得多数议员信任者才能执政。

〔1〕党的上述重大主张表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加强政党法治研究，尤其是加强关于如何实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的研究。〔34〕苏共作为领导党，其服务于人民权力的方式是对社会和国家进行领导。〔17〕这就明明白白地将议程领导权交给政党行使。宪法尚未完成对政党制度的实体规定。

确定政党功能是政党法解决政党权利如何服务于人民权力的方法之一。选举法需要规定各政党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程序。

中共作为执政党，为执政行为，其主要有：向人大提出政纲、法案、预算案等。《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要求各政党的内部秩序必须符合民主准则。

处理政党权利与人民权力的关系、政党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定性政党权利，细化政党权利与义务，这些属于政党法规定政党的权利义务时须要解决的四个基本问题，亦即政党法实体之维的四要点。因此，《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明文规定了政党义务。我们应当研究，如何使我国宪法管用。如果规范某种主体的专门法律缺位，其活动领域就显然还缺乏法治。〔26〕宪法不但要确认党的领导地位，还要明确党的领导权的性质，规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程序，借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序言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33〕这是不同的政党体制服务于人民权力的不同效应。（5）政党的国家管理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宪法管理机关等）（。

〔11〕 就参与建构人民的政治意志而言，在代议机关活动的党团的任务是将获得选民同意的政纲转化为政府执政的全套法律（包括预算），或对其进行职业的反对或批评。政党基本义务，如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自由原则和民主原则，公开党的资金的收支。

这些情况呼唤发达架构，或至少较发达架构。合作党的基本权利为合作权，往下分为公职人选协商权、政策协商权。

所以，狭义选举法没有完成对政党的提名行为的治理任务，因而还没有成为政党法。这就需要正确划定二者各自的辖区，使政党法到岗到位。发达架构更增添了细化的层次，即由政党基本法对宪法规定的政党权利和义务作第一层次的细化，选举法和议决规则再作第二层次的细化。美国德克萨斯州《选举法典》要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个求选人必须获得多于其他求选人的选票，才能当选一个官职。

与此不同，《挪威王国宪法》规定，选区议员的选举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20〕何谓民主原则？按照《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的解释，民主原则指直接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结合。

国内通说认为，政党立法主要有宪法、 政党法、选举法、专项政党立法四种形式。〔15〕该定义对政党法的贡献在于，它将党团与政党区分开来，表明党团与政党不同，它们属于国家机构范畴。

（三）发达架构：选举法 + 议决规则 + 宪法 + 政党基本法 在宪法已经构筑了政党制的顶层，选举法和议决规则分别规制了政党的提名行为和代议行为之后，政党基本法究竟还有何事可做呢？ 在当代各国中，德国不仅第一个制定政党基本法，而且在深入和系统阐释政党法律方面也一马当先。较发达架构理当弥补基本架构的这两个缺陷，然而，由于各国对宪法的理解不一致，导致有些国家的宪法实际上并未足额弥补这些缺陷。

因此，政党法精心确定政党的功能，其规定分为普通政党模式和领导党模式。我国政党法需要对政党的以下几种行为规定程序。这一基本结论反映了世界政党法治的优秀成果，对推进我国政党法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依此演绎，政党行为由法律治理指由国法治理，具体而言则指由政党法治理。

关于宪法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治理，应明确宪法关于政府的条文即是宪法关于党的执政方式的规定。另外，相对于中共的执政党属性而言，其他政党为参政党。

对国家的领导权往下分为：公职人选推荐权、政策建议权、军队指挥权。再者，仅靠党内法规不足以反寡头铁律，所以，必须引入国法的强制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3）根据竞争原则，党内法规应允许具备资格者主动表示其对担任政府正职领导人人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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